非遗传承大不易
非遗大多项目，都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据统计，我省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基数较大，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不足。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每个项目不足一人。
随着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9月21日至25日在济南举办，非遗的话题又有了热度。
非遗是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掌握并承载着非遗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是确保非遗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但传承难的问题是现在颇难解决的。
作为文物大省，以我省古建筑保护为例。
1937年梁思成携妻子林徽因第三次来到山西，寻找唐代木结构建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发现了建于公元857年的五台山佛光寺，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无唐及以前木结构建筑的断言。佛光寺东大殿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唯一没有落架大修过的木结构建筑。
没有计算机软件帮助，没有钢筋水泥，像佛光寺这样的名楼古刹、庙宇楼阁是如何屹立在今人面前的?今后，我们如何让这些优秀的民族艺术精华传承保持下去?
我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就是通过古建筑模型制作，试图还原那些艺术精品的建造过程，并对现有的古建筑施以保护，使其传之子孙后代。
古代，在建造较大规模的建筑时，都要先扎若干小样，经过品评修改，确定其中一件为样板，再把小样的比例放大建造即可。所以，扎小样如建大厦。它需要选用核桃木、楸木和梨木等木材，用卯榫结构搭建，经过画草图、选料、下料、作基台、树立柱、建梁架、装修、直至油饰彩绘等多道工序而成，其纯手工制作，可拆可装，是一件可移动的微型建筑。
目前，我省还存有晋祠博物馆的宋代小样、朔州崇福寺的元代小样、大同华严寺的明代小样、阳曲县悬泉寺明代小样等。
近日，记者来到该项目传承人祁伟成所在的山西古典建筑艺术研究院，看到的正是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模型，是以1：20的比例由4个工人用一年时间建造的。
中国古建筑的“卯榫”“升起”“侧脚”三大精典技艺，就是要使建筑物主要受力部分达到四角高，中间低，受到外力冲击时，不易发生向一边倒或散架。通俗地说，就是看似垂直的不是90度角，看似水平的有弯度。所以，古建筑模型制作，不是搭积木。其每一个构件都是一个唯一，差一根或多一根头发丝，都没法安装。
所以，做这个活计，必须要有木工基础，再加上能看得懂图纸。
看似简单的两个条件，现在要找个合适的人，还真不易。
先说木工。祁伟成讲，单说工具吧，它没有现成的，都是木匠自己做的，光刨子就有几十种之多，最长的一米多，最短的不过十几厘米。用途各异。过去师带徒，满了5年，经师傅指点，才能做个小板凳，也就是有了基本功了。但要做像寺庙大门这样的活，就难了。比如要做3米长的门，没有10年木匠经验的积累，光板面都刨不平。门缝，当然就合不严实。3年刨一米，功夫不到，谁也突不破。再说了，木工和裁缝不一样，布的缝头可多可少，而木工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
再说看图纸。祁伟成说，他身边不乏工作了六七年的建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但也只能看懂简单的图纸。每次拆开模型能看明白，但一撂起来就不一定了。而他认识的一位干了40年的师傅，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预算、设计、施工、下料(石、木、砖、瓦各个工序)，一个门儿清，样样精通。
说到传承，祁伟成说，省内外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来拜师的络绎不绝，甚至女孩子来得还不少。“但站在模型前听了我讲课，或者我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都走了。她们连锯子都拿不动，更不要说还常常会有各种受伤。”
非遗大多项目，都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据统计，我省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基数较大，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不足。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每个项目不足一人。
省文化厅非遗处负责人以戏剧类非遗项目举例说，很多小剧种基本上是人在艺存，人亡艺绝。介休的干调秧歌，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几乎没有过舞台演出。祁太秧歌，80多岁传承人的顶灯绝活，因无人愿意学习，已陷入无人可传的境地。
精神类非遗项目尚且如此，手工技艺类的就更难了。
柳惠武是我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龟龄集和定坤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选徒弟的首要标准是道德品质好。“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得必晒，该夜露的必夜露，决不能偷工减料，决不能苟且马虎。”
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他说，中医药是古人几千年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不是仅靠一些知识的积累就能做好的。比如，制作龟龄集时要用28味药材，每种药材需经不同辅料逐一炮制。全部工艺分为30道大工艺，99道小工艺，整套工艺流程分类繁琐，制作要求极为严格，仅升炼一个工序就要17天之久。有一味药用古法炮制，要求九蒸九晒。如法制作，才能让药性发挥到最好。
而现代的年轻人思路灵活，领悟得快，但是传统的东西懂得太少，又不太愿意吃苦。我现在车间的工人三四十人，但真正要找一个合心的接班人也不容易。按照传统工艺，付出多，回报少，代价大，而且仅懂药，阴阳五行、人体脏器、气候、文学基础等等，传统文化的功底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
有人说，高科技让人变懒，市场经济让人看钱。用在这里，有它的道理。
祁伟成说，做个1：20比例的应县木塔模型，10个人要两年时间，仅手工费就要300万元，其他还不算。而改用机器就不同了，效率高，成本低。
祁伟成的非遗项目高大上，老百姓是没有市场需求，所以传承难，而柳惠武的项目市场很好，但能担当传承大任的也不是想象的那样。为什么?是单纯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水平的发展使然?功利性思维盛行，急功近利，是不是主要原因呢?我们的教育体制、人才选拔、社会保障机制是不是能适应多元社会的需求呢?
不可否认，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提供每人每年8000元的传习补贴，而从2011年开始，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我省于2012年9月省人大通过了《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是国内较早实施非遗保护的省份。这些年，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非遗，进社区，进校园，一直在努力。
在当今社会普遍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地继承保护这些传统文化，让非遗以更加健康的姿态活下去，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思考。
【转自山西省文物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