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本文尝试从集体潜意识、民俗心理等建筑领域中很少涉足的人文角度对古建筑形式划分出新的图式并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依次作出详细分析 〔关键词〕图腾 文字 风水 集体潜意识 文化图式 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其构图形式的变化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文化进程的演变。很多有意或无意中设计出的图形或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被辨识、解读成具有文化背景上的象征意义。其意义生成的背后是社会集体潜意识在起作用。因此，从人类文化学的大角度去看待、把握集体潜意识，不仅对于理解建筑、搞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宏观了解、塑造民族性的审美观、文化观尤为可贵。以中国建筑为例，现代建筑和古代建筑是建立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技术体系上，社会背景的不同，年代的遥远增加了对古代建筑理解的困难，社会集体潜意识在现代人的记忆中逐渐被淡化、模糊甚至于遗忘。而且目前为止对古建筑的分析多是从单纯的构造形式划分入手，这种划分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容易割裂建筑与文化精神内容上的联系，有一叶障目之感。本文试图从人文角度出发，归纳出几个古建筑文化图式并作整体的观照与粗线条勾勒，通过对零碎的有文化意义的细节的重新整理与拼凑，对心灵深处民俗心理的回顾与分析，可帮助我们唤回失去的记忆与创造力，寻找丢失的自信。 纵观中国古代建筑构图形式，可总结出许多有组织、可重复，具有认知结构单元的建筑图式。比如有学者根据明堂、宗庙、陵墓等平面图归纳出“亞”字形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再如四合院，尽管各地表现形式不一，但都具有“正背、对称、层层相抱”的构图特点，有很强的文化辨识性。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城乡无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这种与现代建筑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下产生的作品，在今天的现代人眼里不免有神秘化的倾向。可对于古人来说，从开始出现到接受这类图式信息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锤炼。 图腾图式 按照人类文化学理论的思路，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要追溯其起源。“视觉神化”的文化现象就可追溯到史前文明图腾形象的诞生。刚从蒙昧混沌状态中走出的原始人，无疑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神奇的，令人敬畏的，充满了好奇与想象。“他们用双眼来观看世界，又用眼睛来进行造型。他们对观察的世界进行思考，不仅神化自己眼睛的功能，而且神化自己观察得来的形象。”原始信仰与原始视觉造型结合幻化出图腾形象用以崇拜，不同的图腾形象曾泛化于当时视觉领域的各个方面，是原始人类用来想象、模仿、学习、创造的逻辑起点，由于出现在文化初创时期，寄托了原始人类的情感与追求，很自然地对建筑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下面就从看得见与看不见两个方面的影响加以叙述。 看得见的影响可从图腾柱、脊饰、墙体装饰等建筑构件的形象中得到体现。柱子是房屋构成中非常特殊的构件，既是不可缺少的结构构件，又是重要的建筑构件。作为建筑构件，柱子可以和其它构件联成一体，也可脱离其它构件自成一体。图腾柱是将图腾形象用于柱子上自成一体的建筑构件，至今满族民居仍保留有屋前树立索罗杆子的习俗，索罗杆就是图腾柱的雏形。华表、门阙、抱鼓石等都是由图腾柱演化来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同一类构件。古建筑中重要的建筑构件-斗拱，早期的形象也与龙图腾形象有关。四川桃坪羌寨民居每间房屋的房顶四角垒有小塔状供台，用来供奉白石神,体现了石头图腾崇拜的习俗。再看脊饰与墙体装饰：脊饰是压住瓦片和屋脊收口的结构构件，后发展成装饰为主的构件。鸱吻是宫殿建筑屋脊上体现封建等级森严的一个标志；湘西民居上的凤凰脊饰反映着先人崇拜凤凰的印迹。纳西民居山墙上的“悬鱼”装饰，兼俱避火寓意，福建、广东民居的“五行山墙”根据阴阳五行属性相配为依据选择形式……上述所举各例中，有的已被统治阶级归纳为程式化的专用品，成为思想“大一统”的标志，有的则存在于民居的民俗中任其自生自灭，但它们都可在原始的图腾崇拜中找到端倪，它们的生成极大延伸了建筑形象的文化内涵。 看不见的影响可从古村落规划思路的传说中得到证明。传说当时设计山西平遥县城城墙时，就把县城的总平面视为乌龟的形状，恐怕乌龟爬走，将其左后腿使劲拉直，并用绳索拴住，这就构成了有三座城门均向南开唯有下东门瓮城外城门向东而开的格局。此传说体现了古老的“龟图腾”崇拜对于设计的影响。另一例子是皖南宏村的“牛形规划”，整个村落的布局是一个“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村落以半月形水塘“牛心”—月沼为中心，周边围以住宅和祠堂。“牛图腾”崇拜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早期，传说炎帝牛首人身是牛图腾部落之首，“牛图腾”崇拜是农耕社会的大事。这两个例子说明图腾崇拜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原始积淀，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愿望、情绪投射于所创造的图腾对象上去，当遇到新事物需要表现时就会用图腾来激活想象力，作为灵感源泉。 在今天看来，建筑平面无论被设计成什么形状都会由于使用者观察角度的限制，无法直接感知，因此建筑平面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被设计成具有特别意义的形状是不具备直接表现效果的，除非象鸟一样能从高处从远处鸟瞰。可是从一些古建筑遗址中可以发现有些建筑平面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图案的意义，这好象同今天的设计常识有些背离，其实仔细比较一下今天与远古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生存方式可从中得到某些答案：今天由于城市的出现，人们更多是置身于人工场所当中仰视自己创造的建筑物，而在远古社会，原始部落聚居地同今天城市相比，大都规模不大，同自然环境结合紧密，以狩猎为主的原始人为寻找猎物要经常远离住所，当他们返回住所时更多是用鸟瞰方式反复地注视着自己的住处。这样原始部落聚居处的第五立面就有了更多的被感知的机会，人类的视觉本能可使人主动地对于自然形态去作合乎情理满足内心心理平衡的积极的修正，远观生成的形态更能够造出极强的气势与魄力。作为部落标志与护身符的图腾形象如果能通过第五立面塑造出来，不仅具有地标性，增进部落的凝聚力，更主要的是达到“与神明相通”的目的，“顺天应人”，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庇护。而后者也正是图腾形象以不同方式用于建筑各部位构件装饰上的主要原因。这种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以后的城市建设，当时的人们认为一个城市的命运、发展要受该城市轮廓形状的影响，必须要对城市的轮廓形状加以设计改造才能大吉大利，而且用作“神化”比拟的形状多为图腾物形状。 “受暗示性是人的心理特性，它是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能力。”来自祖先世代相传的经验经先天遗传与后天教育潜伏于人们心灵深处并且不易被觉察，当在现实世界中接触到受暗示性的提示符号信息时，人们的记忆力仿佛复苏了，不由自主接受符号控制，这看似魔法的东西就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唤起可引发人们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共鸣。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组合的大家庭，华夏文明是多种文化的结晶。因此，由图腾形象演绎出的建筑符号、图案等丰富多彩，是可供现代人反复深入挖掘反映集体潜意识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文字图式 “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汉字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从此，人类智慧的火花，思想的精华可以用文字链结成珠，薪火相传。汉字的特点决定了从诞生那天起就不仅仅是只起到符号工具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影响到各个文化领域。同表音文字不同，汉字造字将“形”与“意”联系起来，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从构成形式上看，“汉字具有丰富的表情变化、间架结构、横竖撇捺的流向”，呈现出个性化、风格化的视觉语言形式。由汉字产生的书法以一切有形有影、有声有色的万物为创作源泉，不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其二，从构成意义上看，由于遵循了原始的逻辑，很多单个的字都有丰富的意义并随时代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字词的多义、象征义、引伸义使得语汇表达范围广泛、灵活，便于意象的叠加、组合、层递，因而有着看不完的形象，道不尽的含义。汉字从诞生到成熟熔铸了汉民族意象旁通的类比思维模式：汉字构成形式的特点结出了书法艺术这朵艺术奇葩，书画同源使书法的笔墨线条技法首先应用于绘画当中，山水画、园林艺术因而受到书法艺术的间接影响；汉字构成意义上的特点则利于文字由叙述功能提升到视觉上的表现功能，在建筑领域中的运用对于扩张建筑元素所要表达的信息具有重要作用。 文字有直接应用在建筑构件上的，如匾额上的文字起到点景、示意、升华主题的作用。曾在历史上一段时期内存在后来消失如今作为文物资料的“文字瓦当”，还利用文字得到了特殊的纹理效果。“寿”字纹、“卍”字纹等特殊文字图案甚至于一直应用到今天。 有的利用字的谐音特点，将一些隐含吉祥字的动植物、物体等形象编织成装饰图案，这种带有谜语似的作法寓趣味性于一体，至今仍不乏生命力。如鹿（谐音禄）、宝瓶（谐音平安）、蝙蝠（谐音福）、鼎（谐音丁喻人丁兴旺）、鱼（谐音余喻年年有余）、蝶（谐音耋喻长寿）等等。 更多的是利用字词的象征义引伸义等特点，大量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创造出能够联想成吉祥词语的图案或图式。如凤穿牡丹图案寓意“富贵荣华”，莲花莲子组合图案寓意“连生贵子”，鳌鱼图案寓意“独占鳌头”，梅花喜鹊图案寓意“喜上眉梢”。层层递进的台阶或屋脊图式喻为“步步登高”，雨水从四面屋檐流入天井内图式喻为“四水归堂”,隐喻“文房四宝”的布局图式。晋中民居的曹家大院，还用“福”、“禄”、“寿”、“禧”四字形组合成四座院落格局。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以文字语言为触媒，因心造境，通过视觉符号的“能指”转化成蕴含一定意义的“所指”是文字图式的主要特征。“所指”内容多为祈求平安富贵、升官发财、子孙繁衍等大众百姓民俗心理的反映。人的欲望与实现欲望的能力是有差距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解决不了的差距可以幻想在精神世界中完成弥补，在过去文化传播方式远没有现在丰富的时代，建筑物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被寄予了太多的心理期待。而文字在当时是链接现实与精神世界的主要媒介，文字图式具有的通俗性、直截性、历史传承性是其艺术表现的优势。 风水图式 古人曾按图载之意将图分为三类：图理、图识、图形。过去的建筑界曾广泛流传这样的话：“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这里的“图”已不仅仅是指装饰图案，应理解为包括平面图在内的所有的建筑图，可归为含有文化哲理、文化意象的“图理”的一类“图”。深受易经、阴阳学说影响的风水理论就是尝试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赋予建筑图“内隐”哲理的吉凶联想，来达到控制和创造“外显”建筑环境的目的。 建筑风水理论认为：“理寓于气，气固于形。形以目观，气须理察。”“理”、“气”、“形”三者之间互动互感，创造和调节着视觉感受。可以用中华民族的图腾—龙的行止作比喻来直观理解：龙行必呼啸而生风，龙止必有砂环水报而为征。选择风水就是选择龙行止有度地方，起止藏露，通过建筑手段将其利用。根据这套理论出现的风水模式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古人观象于天悟出的“四灵守中”图式，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古人最先感知的神秘图案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排列变化，为此将黄道上的恒星分成二十八宿，东方七宿想象组成“龙”图腾图案，西方七宿想象组成“虎”图腾图案，南方七宿想象组成“鸟”图腾图案，北方七宿想象组成“龟”图腾图案。这“四象”按阴阳五行学说，五行配五色，分别配以“青”、“白”、“红”、“黑”四色，中央无极为黄色。“四象”又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就构成了极富特色与象征意义的“四灵守中”图式。古人想象天上有四灵，地上也应与之呼应（感应而非简单的对应），要形成“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颃”之势，它们不可言传的征兆，必将带来吉祥的信息，构成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人与自然的交流，有利于人类健康和谐、稳定有序的生存发展。风水图式中突出地体现了对周围环境及建筑物基形和方位的重视，这在各地受中原文明影响颇深具有代表性的民居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习惯作法：如五凤楼前方设置的半圆形的“泮池”；客家围垅屋前有半月塘，后有地面拱起的“龟背”院落；山西民居的“风水楼”与“风水影壁”等等。风水图式还体现出建筑群递增具有的自组织延展且暗合自然界细胞分裂的规律，因而子系统凝聚着母体系统的大量信息，整体呈现出浓厚的有机、全息特点。如金门民居基本形式是一落二榉头及二落四榉头，由此衍生出二落大厝、三盖廊、增建突归、护龙等多种形式。 故宫紫禁城布局及命名与风水理论、天人合一思想有紧密联系。古人认为天上星宿有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微垣是中垣，在北斗星的东北方，据说那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视为三座门，即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与此相应，紫禁城前面设立端门、午门，东西两侧设立左、右掖门。午门和太和门之间，有金水河蜿蜒穿过，象征着天宫中的银河。皇帝及皇后居住的乾清宫与坤宁宫，“乾”、“坤”二字就意味着天地的意思。其东西两侧的日精门与月华门，则象征着日月争辉。东西六宫及其他诸宫殿也都分别象征着天上的十二星辰和各个星座。” 侗族村寨以鼓楼为中心的规划设计思想也与此相似。鼓楼是村寨的“寨胆”，象征日月，分散于四周的各建筑物象征数不清的星辰，都面向鼓楼一角。 风水理论按照“天人合一”思想建立起来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在今天看来，不能用科学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但可以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加以阐述。 “共时性也称同时性，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巧合，其中包含着某种并非意外的或然性东西。”“事件之间的联系不是因果律的结果，而是非因果性联系的原则，其决定性因素是意义。”“共时性事件旨在一切存在形式之间的深刻和谐。一旦体验到这种和谐，它就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给予个人一种超越时空的意识。”黄金分割线就是人们凭直觉感应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艺术规律和实用方法。 感应曾是远古人类为适应外界生存环境自发的内在生命中的原始本能，随着人类思想的进化，经过无数次实践、探索，终将本能升华为文化。以“天人感应”为认识世界前提的风水理论方法，将天地自然之象转变为人心营构之象，放大了人文文化的张力作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迷信的作用，将大自然的奥秘、造化的玄机与生命的意义联锁在一起，塑造出反映集体本能的“原型”。“原型可以在一个人的内心中获得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获得物理的表现。当原型被激活，它就展现出一个心理活力的方面，并出现在一个共时性事件中。”按风水理论创造的“原型”，逐渐演变为一种以阴宅和阳宅为关注主体向外幅射所生成的社会伦理信仰，这文化心理场上的“拓扑同构”得到了集体认同，至今仍有很深的影响，是具有民族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当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古建筑隐喻文化意象的作法即便对于今天的建筑创作也是有深刻启发的：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将整个平面根据地形设计成“钟形”平面，继承了传统设计中对平面寓意追求的作法，孙中山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陵墓顶端墓室的窟窿顶象溜圆的钟摆锤。“钟形”平面在这里的运用很自然引人产生“暮鼓晨钟”、“警钟长鸣”联想，是对纪念孙中山先生作为先驱者欲“唤起民众”的很好诠释。香港中银大厦的造型是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从一句吉祥俗语“竹子开花，节节高”中得到的灵感，在讲究风水的香港，基形条件又不算太佳的地段，贝先生用不同凡响的表现形式使得这所建筑增添了中国传统“竹文化”的元素，独树一帜，成为香港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国科技馆新馆建筑主体为单体正方形，它的立面设计“神化”凸显了有悠久历史的“榫卯结构”，呈现出“鲁班锁”式立体魔方拼图，融古代科学思想与现代科技于一炉，推陈出新，引发无限暇想。“鲁班锁”还启示设计者秦筱春为北京金融中心设计出“噬嗑”雕塑，结构为卦形，寓意“汇通天下”。台湾建筑师李祖原在北京设计的标志性建筑群“盘古大观”，其整体造型恰是围绕中华民族的图腾形象—“龙”展开的，这样用现代思维对传统集体潜意识加以提升的作法是“东魂西技”的一个成功尝试。以上的设计可以感觉到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基因在起作用，中国建筑要走向世界，复兴传统文化，从民俗中学习、体悟、汲取、转换、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一环。